提升高職院校社會服務能力不僅是深化我國高職院校內涵建設的必由之路，也是落實新時代背景下職業教育引領國家重大戰略的關鍵所在。2019年實施的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學校和專業建設計劃（以下簡稱“雙高計劃”），更是將提升高職院校服務發展水平作為重大改革目標之一。“雙高計劃”啟動三年來，各建設單位結合自身特色優勢，將提升服務發展水平任務融入鄉村振興、對口幫扶等國家戰略之中，積極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并取得了明顯成效。但通過中期績效評價也明顯感受到，當前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踐層面，關于高職院校社會服務要素構成的探討仍相對欠缺，與之相對應的觀測維度也有待完善，這就為新時代背景下高職院校社會服務發展的評價與優化帶來了一定阻力?；谏鲜稣J識，本研究從新時代高職院校社會服務的理論內涵及其要素構成方面展開，在此基礎上以197所“雙高計劃”建設單位為文本分析對象，試圖理清高職院校社會服務的現實表征及實踐錯位，進而對未來的優化路向予以思考，以期對提升高職教育的整體服務水平有所啟示。
文獻回顧與概念框架
高校社會服務職能最早萌發于16世紀末的歐洲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發展時期，但正式確立則要一直追溯到1912年范·海斯所提出的“威斯康星思想”中將社會服務確立為高校發展的三項基本職能之一，自此“高校必須為社會發展服務”的理念成為世界范圍內的普遍共識，此后大學的社會服務職能便傳播至世界各國。我國最早則是在1929年發布的《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中，以政策文件的形式確立高等學校的社會服務職能。到了20世紀80年代，國內高校的社會服務實踐模式蓬勃發展，各院校積極借鑒國外先進理念締造了豐富的實踐形式與服務模式。也正是大學社會服務職能的確立與實踐模式的日漸豐富，逐步奠定了我國高職院校社會服務職能演化乃至相關學術研究成果擴充的實踐基礎。
聚焦至本研究中高職院校社會服務的要素構成，現有研究多基于社會服務本身的概念生成展開探討，其隨維度的不同各有所差異。例如，從服務面向的對象來看，分為面向行業、企業開展的技術服務、面向有需要的人群開展的技術技能培訓、面向當地居民提供的科普、文化等方面的專業服務以及培訓服務、產品加工服務、技術開發服務與決策咨詢服務；從政策的演變視角來看，可歸結為以應用技術服務企業生產、新產品開發轉化與民間技藝傳承創新、服務鄉村振興戰略、高技能人才培訓與繼續教育四個方面；從職業教育的內外環境來看，分為機制模式的創新性、師資隊伍的適應性、專業建設的對接性、人才培養的有效性等內生要素與服務區域產業、行業企業、人才成長發展的外在結構。同時，也有學者從社會服務能力建設的角度出發，認為其是建立有效的機制體制等，實現社會服務基本要素協調的過程。
不難發現，目前學界雖然尚未在高職院校社會服務的概念要素層面達成共識，其分析視角也整體呈分散態勢，但概念間仍具有一定的相似與聯結，即應從多維度的服務形式、廣泛服務人群的設計與以體制機制等為代表的實際運行、保障維度去建構高職院校社會服務。然而，從《關于實施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學校和專業建設計劃的意見》等文件中“依據周期績效評價結果，調整項目建設單位”等以績效為代表的結果呈現去反哺院校內部調整的指示來看，高職院校社會服務的要素構成除了服務內容的設計、服務過程的運行與保障層面外，還應加入服務成效的反饋部分，以實現高職院校社會服務能力建設“質性與效能”兼備的“全過程評價”。基于此視角，新時代背景下的高職院校社會服務應界定為高職院校為滿足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內經濟社會發展與所在區域對職業教育的種種需求，依托于自身的資源條件，有計劃、有組織地以體制、機制等手段保障其預先設計的涵蓋多元服務形式與廣泛服務群體等在內的服務內容有效運行，并在后續以結果呈現情況反哺服務流程的一系列實踐活動。就是說高職院校社會服務不是碎片化、功利化和終端化的服務供給，而是“服務的全過程參與”。由此可見，高職院校社會服務建設可以相應劃分為設計、運行與反饋三個主要環節。其中，設計環節對接前文中包含社會服務形式、面向對象等的內容設計，運行環節對接前文中社會服務建設過程中的以體制、機制等形式保證內容設計有效進行的行動執行，反饋環節則強調基于社會服務建設成效的結果呈現與反哺優化。
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的分析對象來自2019年教育部、財政部公布的《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學校和專業建設計劃建設單位名單》中提及的56所高水平學校建設高校與141所高水平專業群建設高校。由于這197所建設單位是“雙高計劃”發展戰略中的高質量樣本與示范性院校，且建設單位中所涵蓋的院校類型與地域位置也較為全面，因此其社會服務能力建設水平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體現“雙高計劃”等新時代發展戰略的社會服務引領方向，所存在的問題也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數據來源上，主要包括“雙高計劃”啟動以來的教育部官網公示名單、“雙高計劃”建設院校中期自評報告、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雙高計劃”建設監測平臺中與“雙高計劃”建設院校社會服務建設相關的文本資料，數據統計時間截至2021年12月31日。
二、分析框架
“雙高計劃”建設單位的文本分析主要將前文中高職院校社會服務建設的概念要素作為一級編碼，在此基礎上深入探究所選取的文本資料顯現出哪些特點并繼續進行編碼。為保證研究的信度及編碼的準確性，涉及的編碼部分使用人工而非軟件編碼，即在對所選擇的相關文本進行逐篇閱讀并識別、歸納相關內容的基礎上，不斷研討后對其進行逐級編碼，由此提出三維分析框架。
1. 維度一：
內容設計。該維度主要借鑒教育基本屬性中對社會功能的劃分，在深入研讀我國“雙高計劃”建設單位公開文本并總結分析文本特征的基礎上，將內容設計維度劃分為社會、經濟、教育、政治與文化五大領域，并在此基礎上對文本中出現的與社會服務實現形式相關的社會培訓、資源共享、鄉村振興、技術服務、對口幫扶、知識傳播、專家資政、文化建設8個關鍵詞做出歸納和聚類（具體見表1），再通過詞頻統計對建設單位在不同領域與實現形式的關注程度與設計上進行考量，從而對其社會服務部署內容做出分析。
2. 維度二：
行動執行。該維度主要是提取“雙高計劃”建設單位監測平臺所導出的對于社會服務行動執行而言有一定意義的描述性文字，并對其進行凝練、歸類。根據歸類后的要素所呈現的共同主題，進一步將其凝練發現，高職院校社會服務的行動執行維度主要外化于“服務體制”與“服務規范”之中（具體見表2）。同時，在后續的結果分析與結論討論中，以該維度下各級編碼的詞頻統計情況及特征呈現對其展開探討。
表1 服務領域類型及實現形式
注：數據來源自197所“雙高計劃”建設單位中期自評報告
表2 服務執行類目及歸類要素
3. 維度三：
成效反饋?！半p高計劃”建設單位關于社會服務成效反饋的文本體現，主要著眼于基于績效考評的顯性成效體現。在此基礎上進行文本挖掘發現，其又分為了以獎項發放、院校榜單為主的標志性成果層面與以技術服務為主導的標志性產出層面（具體見下頁表3）。通過統計抓取與社會服務標志性成果相關的公開文本數據可知，我國專注于高職院校社會服務的重大標志性成果較少，其中較受認可的有農業農村部辦公廳與教育部辦公廳聯合發布的“全國鄉村振興人才培養優質?！焙腿珖殬I高等院校校長聯席會議發布的“全國高職院校服務貢獻典型學校”，標志性產出則體現在高職院?？萍汲晒D化量與社會服務總經費上（包含技術服務到款額、縱向科研經費到款額、技術交易到款額）。此處數據主要來源于“雙高計劃”啟動以來的教育部官網公示名單與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
表3 服務成效編碼
綜合以上分析維度，最終形成“雙高計劃”下高職院校社會服務的三維分析框架。編碼過程中，針對個別文本表述涉及多個一級或二級維度的情況，反復研討后根據該表述的側重點將其歸類到一個維度中，并通過區域與建設單位層級類型劃分對院校社會服務建設樣態做出特征凝練。
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雙高計劃”建設單位社會服務內容設計情況分析
各區域及不同層級類型的建設單位在所有社會服務面向領域均有所涉及，“雙高計劃”下高職院校的多領域服務格局已初步形成，但在全國范圍內各建設單位整體上對不同服務領域的關注程度存在較為顯著的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在華北、東北、華東、華中、華南、西南、西北7個地區（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代碼》中的劃分）以及學校和專業群A、B、C檔的不同層級類型院校中，均有建設單位以參與程度不一的呈現情況涉及“社會”“教育”“經濟”“政治”“文化”領域五個社會服務維度?？傮w上來看，所有建設單位均對以“社會培訓”為代表的社會領域服務內容有所部署?！敖洕鳖I域與“教育”領域則是繼社會領域之后建設單位在社會服務中的較為關注領域，分別有93%、82%的“雙高計劃”建設單位在中期自評報告文本中有所涉及。其中，對于“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社會服務的關注度有待提升，僅分別有17%、16%的“雙高計劃”建設單位提出在“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做出直接貢獻。從不同區域及層級類型的建設單位劃分上來看，呈現特征與這種整體態勢無異。
建設單位對以國家戰略為主的“對口幫扶”“鄉村振興”以及以技能供給為主線的“社會培訓”“技術服務”實現形式的關注程度呈蓬勃態勢，但對“文化建設”“資源共享”“專家咨詢”等內容的建設還明顯不足。研究數據表明，一方面，就整體情況而言，所有建設單位均提出通過“企業職工培訓、行業師資培訓”等途徑踐行社會培訓服務，92%的建設單位在文本中指出通過“技術成果轉化、推動行企業技術革新”實現院校的技術服務，還有“建設單位”分別提出通過“學歷提升、農業技術推廣”“援疆援藏、東西協作”等多元手段實現國家的鄉村振興、對口幫扶等重大戰略；但另一方面，就“資源共享”“專家咨詢”“文化建設”“知識傳播”而言，僅有不到50%的建設單位對其有所提及，如有45%的建設單位提出通過“社區教育、科普講座”等實現知識傳播服務，僅有24%的建設單位在文本中涉及“職業啟蒙教育、基地共建共享”等資源共享服務，而關于以“咨詢策劃”“智庫建設”為主的“專家咨詢”與以“文化IP建設、地方文化研究、非遺傳承”等為代表的“文化建設”更是分別僅有17%與16%的建設單位對其有相應部署。這種特征呈現隨區域的不同而表現得更為明顯，如以華南為代表的東部沿海地區院校在“文化建設”部分的詞頻統計超過了30%，但以西北為代表的中西部區域院校則僅有不到10%。
二、“雙高計劃”建設單位社會服務行動執行情況分析
服務體制方面，建設單位社會服務工作的開展顯現出一定程度上的組織性、協同性趨向，但專門化、獨立性體現不足。研究結果顯示，46%的建設單位提出采用實體化的學校內部的“產學研辦公室”“發展規劃辦公室”等部門組織人員及開展制定中長期規劃、管理辦法等事務，使得建設單位社會服務工作的開展體現出一定的組織性與規范性。同時，依托數字化時代的來臨，也有22%的建設單位提出以“協作發展聯盟”“工作指導委員會”等非實體化組織形式，做出聯合校外其他社會機構及人員的協同性架構并進行相應服務事項的統籌安排。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以實體化還是非實體化的形式進行人員、組織等的架構，均缺乏專門的社會服務工作開展部門，而是嵌套進院校辦學工作之中，可見高職院校開展社會服務的專門化、獨立性有待提升。
服務規范方面，建設單位社會服務機制的建立相對薄弱，制度規范整體上有待細化。幾個要素中以“聯席會議制度”“實施計劃條例”為代表的“管理辦法”提及頻率相對最高，在建設單位中的文本覆蓋率為23%。而“激勵機制”“協調機制”“考評機制”的詞頻統計情況卻不容樂觀，僅分別有9%、11%、7%的建設單位對此有所涉及。可見，我國高職院校社會服務機制建設仍然相對薄弱。除此之外，無論是管理辦法等規范性條例還是各項機制等制度性條例，均體現出宏觀設計有余、細化部分不夠的特點。例如，許多高職院校均從校級層面提出制定社會服務實施計劃，但少有院校提及具體的人員、財政預算等，更多的則是從理念定位、結果愿景等方面做出闡述。再如，盡管部分建設單位對社會服務的“激勵機制”“考核機制”有所涉及，但從文字性描述上看也較為籠統，如“將教師的服務情況放至考核之中”，但對考核的頻率、指標、權重等均較少提及。由此也可知，目前高職院校對教職工人員社會服務能力生成、提升、發揮的關注程度還遠遠不夠，需要加以重視。正如邁克爾·富蘭（Michael Fullan）所言：“教育改革的成敗關鍵終究還是在于教師?！?/span>
三、“雙高計劃”建設單位社會服務成效反饋情況分析
標志性成果方面，華東、華南地區表現突出，華北、東北、西北等地區有待提升。不同層級類型院校的差異并不明顯，其中B檔專業群建設單位呈黑馬之姿。就研究數據呈現的結果來看，華東、華南等地區的表現較為亮眼，如在“全國高職院校服務貢獻典型?！卑駟沃校浞謩e有35%與37%的建設單位在榜單之中。但與之相對的是，華北、西北地區的建設單位在兩項標志性成果上均僅有不到10%的院校入選，而東北地區的建設單位目前無社會服務能力的標志性成果顯現。就建設單位的層級類型而言，整體表現均衡，差異并不明顯。其中值得一提的是，B檔專業群建設單位在“全國高職院校服務貢獻典型?！背晒@得上表現較為突出，與其他層級類型的“建設單位”占比在10%左右不同，其有43%的院校居于此榜單中?？梢?，高職院校雖然隨區域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在社會服務成果展現上呈一定劣勢，但不同層級的建設單位仍可利用自身優勢開拓發揮空間。
標志性產出方面，院校表現差異與建設單位層級類型及區域發展水平呈正相關態勢。這種差異尤其體現在科技成果轉化量上，如與其他地區的建設單位均值在10項、15項左右浮動不同，華東、華南地區的建設單位科技成果轉化均值分別為31項與34項。而就院校層級類型而言，整體表現情況是高水平學校建設單位優于高水平專業群建設單位，且伴隨著A、B、C檔層級的遞減，其科技成果轉化量與社會服務總經費的院校均值同樣呈現出整體遞減的趨勢。在科技成果轉化量中，高水平學校建設單位的整體均值為29項，高水平專業群建設單位的整體均值則為20項，且高水平學校建設單位中A、B檔院校均高于29項的均值，而高水平專業群建設單位中僅有C檔院校低于20項的均值。在社會服務總經費的數據呈現中，高水平學校建設單位的總經費均值（7830萬元）則是高水平專業群建設單位總經費均值（3289萬元）的2倍多。
研究結論與思考
總體而言，目前各高職院校在社會服務的建設上已有相當一部分的成果顯現，在內容設計、行動執行與成效反饋上的覆蓋上較為完整。但從整體發展進程上看，仍存在多元化取向不足、體制機制建設不夠、高質量的服務供給態勢不足等問題，需要進一步優化。
一、內容設計上：營造良好的內外場域環境，重塑院校服務形態
盡管建設單位在社會服務內容的表現形式上整體涵蓋領域廣泛，但仍顯現出部分易偏離新時代背景下高職院校社會服務所應實現的現代化、多元化趨向的風險。一是服務內容上，工具主義盛行以致服務內容多元化不足。由文本數據可知，在社會服務建設的內容形式中提及文化建設、資源共享等的高職院校數量較少，占比不到1/4，這體現出高職院校對文化建設等服務內容重視程度不夠，存在實踐錯位的情況。二是服務面向上，“內外”理念認識不足以致“全民性”響應欠缺。這種欠缺具體表現在對邊緣群體的關注程度不夠上。經過文本分析發現，高職院校面向的技術技能供給對象主要集中于企業員工等有技能基礎的人員，針對殘疾人群、低收入人群等弱勢群體的服務提及較少。對此，可從營造良好的內外場域環境著手，重塑高職院校社會服務內容設計的實踐形態。一方面，政府層面上有必要提供良好的政策保障，以糾正高職院校社會服務的功利性偏向。例如，可以強化“雙高計劃”評價中的質性與量化相結合的評價理念，優化區域教師職稱評定中教師參與社會服務的權重，出臺社會服務評價標準以供院校參考等。另一方面，高職院校層面上應采取措施進一步明確其內部的社會服務方向和定位等。例如，組織教職員工定期開展相關專題培訓會等，系統全面地學習高職院校社會服務、“雙高計劃”發展戰略等最新論述，深刻理解其科學內涵和精髓要義，從而增強院校內部對有效開展社會服務的責任感、使命感和認同感，即從重塑高職院校對社會服務的理念和認識著手，從根本上深化高職院校社會服務的建設過程。
二、行動執行上：建立制度引領下的服務體系，以評促改反哺服務流程
從前文數據可知，當前高職院校缺乏專門化的頂層設計，對社會服務運行、保障等體制機制進行統籌規劃，以致服務機制相對薄弱，相關意見的細化程度不夠，由此導致最終的服務質量無法得到保證，整體管理進程受阻。為此，高職院校應從制度層面出發，在組織架構、體制機制上著力優化服務體系，考慮建立內外協同的動力機制與運行機制。一是建立人員職責明晰、院校聯動互促的運行制度。高職院校應根據自身與區域發展的實際情況，適時考慮建立專門的社會服務部門或工作小組，并注意以制度的形式確立人員的工作內容與具體職能。二是在保持自身院校特色與獨立性的基礎上，與地方其他高職院校建立社會服務聯盟，制定聯盟運行的相關制度、實現目標的具體方案，實現優勢互補，共同服務區域經濟發展。此外，還應在綜合考慮時代背景、高職院校發展現狀等前提下篩選與確立評價指標，運用定量評價與定性評價相結合的方式，建立科學的高職院校社會服務評價指標體系，以評促改反哺院校服務體制、機制的優化。
三、成效反饋上：強化空間協同策略，增進區域服務能力協調發展
根據前文數據可知，當前我國部分區域的高職院校在開展社會服務的過程中，顯性成效表現不佳，高質量供給態勢稍顯不足，不僅在全國高職院校社會服務樣態中存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在其地區內部也是如此。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高職院校社會服務的整體高質量態勢需要重視多“要素”之間的聯系，某一“要素”的不足極易導致其他部分和整體發展面臨“鏈式風險”。因此，針對現有部分區域高職院校資源共享服務供給不足的問題，必須結合所在區域的實際情況和具體導向，利用地緣特色，找準服務對接點，實施錯位競爭戰略。一是應鼓勵東部沿海地區的企業和其他社會力量以合資等方式，積極參與并助力社會服務能力相對較弱地區的高職院校建設，將東部沿海地區的市場、文化資源進行合理配置，實現我國職業教育空間優勢服務資源的有效流動；二是院校強化資源內生機制以豐富現有資源，同時對內在資源結構進行整合，積極打造“政府資助+產業資本+社會參與”的一體化資源支持體系，即廣泛調動社會主體參與形成多元資源結構，以促進院校資源深度整合。除此之外，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高職院校內部，都應對社會服務的成效反饋環節加以重視。一是根據區域實際情況，豐富高職院校社會服務的標志性獎項；二是考慮以區域監管、院校自評等形式，開展定期的社會服務成效總結；三是針對成效反饋情況著力優化，并在下一輪的成效總結中有所體現。
綜上，新時代背景下高職院校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從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視角重新審視其功能定位，以社會服務職能為依托提高高職教育與社會發展的適應性。對此，亟待構建全過程參與、全人群覆蓋的高職院校社會服務新格局，進而推動高職教育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時代新征程。
來源: 《教育與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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